第二个部门就是皇室安全调查司，这是一个直接对皇帝付责的情报机构。

现在中华帝国有两个情报机构，一是国家安全部，一是情报局，前者的职责主要是对内，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居民，打击犯罪、恐怖行为，以及国外的情报人员；而后者的职责是对外，付责收集和分析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情报，并把情报上报给政府各部门，作为制定决策的参考，甚致包括渗透、组织和策划暗杀活动，在中华帝国统一天下的战斗中，这两个情报机构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帝国建立之后，这两个情报机构也全部都保留了下来，因为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暴力系统，需要一些付责做见不得光的事的人，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情报机构存在，还一点古今中外都是一样，不过现在国家安全部和情报局，全都归属于内阁管理。

但商毅也考虑到，在目前这个时候，也有必要建立一个直接对皇帝付责的情报机构，一则是保卫皇室的安全，打击某些密谋架空、推翻皇室的野心份子，也是确实可以帮助皇室监视各大臣的动静，另一方面，也是收集、分析内国外的各方面事务情报，为皇帝参与国家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同时也可以和国家安全部、情报局进行互相配合，情报互换等等。

尽管中华帝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但毕竟现在的大环境不同于后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皇帝都不可能像后世的那些皇室那样，完全脱离国家政治，当一个真正的安乐皇帝，而是会尽量参与国家政治，参与内阁会议，在国会提交自己的提案，并且发表自已的政治主张，因此也需要一个专门为自己收集情报、信息的部门。

不过商毅并不打箅把皇室安全调查司弄成一个变向的锦衣卫或是东厂、西厂类似的组织，因此皇室安全调查司和锦衣卫或是东厂、西厂最大的不同就于，没有逮捕权，更没有监禁权，也不能领导、指挥国家安全部和情报局的工作，从这一点来说，皇室安全调查司更像是另一时空里后世的美国中央情报，主要职责就是为皇帝的国家决策提供依据参考，也就是相当于是皇帝的情报顾问，如果是掌握到足够的证据，或需要抓捕的时候，需要向司法部门提交或申请。

实际上帝国的三个情报机构都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互相不受其他机构的约束。

第五卷 飞天篇 第二九二章 帝国体制（六）——品爵俸

由皇帝直接掌握最后一个势力，其实并不是一个部门，而是一支军队，也就是皇城禁卫军团。

现在禁卫军团的编制是二个步兵师、一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和一个特种兵团，共计兵力在三万五千人左右，在装配上，全部都换上了线膛枪和线膛迫击炮等最新的武器，其中有一个步兵旅，现在留守在北京，其余全部都驻守在南京，全部都驻扎在南京城里。

在名议上，这支军团是属于南京军区管辖，但将领的任命、罢免，都是由皇帝决定，而且这支部队的士兵都是从各军区抽调的精锐士兵，不仅专业技能过硬，而且在政治上也绝对可靠，任务除了保护皇城安全之外，还担任皇帝或皇室成员的护卫，仪仗等等任务，当然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上战场。

如果真的有人想要图谋反判的话，就凭着这支军队，商毅也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控制南京城里的局势，发动一场全面的政变，因此这也是商毅手里掌握的最为重要的一张王牌。

当然商毅设立这三个机构的目地，并不是说要加强皇权，全面控制国家，如果是那样的目地，也就不用费心去搞什么三权分立了，只要沿用明朝的制度，就可以确保国家权力永远掌握在皇帝的手里，因此主要还是防止出现紧急情况，现在帝国己经形成的三权分立的结构，正是商毅最希望的政治结构，商毅并不会主动去破坏，但也不能不防，毕竟在这个时代的皇权思想仍然很重，很难说没有人不想挺而走险，来谋夺皇位。

虽然说帝国政治结构决定了，很难有人能够控制得了国会和内阁，但凡事都有万一，在另一时空里，既使是在三权分立的架构中，仍然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独裁者，何况现在帝国的改制并不彻底，还保了大量的封建残余，而且商毅也己经让出了大部份的权力，因此一但出现了危急情况，商毅不可能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必需对自巳保留一手，而这三个机构，就是保证商毅在出现危急情况，有足够的反击甚致是主动出击的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还可以保护现有的体制。

掌握了这三个机构，加上对国会的否决权，对内阁和司法部的提名权，尽管商毅让出了大量的权力，但也差不多可以保证，皇位的稳定。

国家体制在一点一点的建立中，内阁、司法的各部门也都在构建中，但只有国防部，因为需要等新任的国防部长周少桓从山东军区赶到南京来，才能开始国防部的组建工作，另外也只有等国防部组建之后，商毅才有可能对军队系统进行改组，因此在周少桓还没有到达南京之前，军事系统的组建也只能先放一放。

最后要制定的就是帝国的品级散官、勋爵制度，还有就是官员的俸禄制度。

中国古代的官员大体都有三个称号：一个是品级散官，也就是所谓的几品官员，如宰相是当朝一品，知县是七品等，虽然从晋代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以后，历朝都使用正从九品做为品级散官的标准，不过在每一品里又分了二或三等，因此实际的等级往往都有四五十级，明朝的官职是文散官三十一级，武散官五十二级，而每一级都有一个相应的名称，这就是品级散官。

第二个是实际的职务，如内阁首辅、各部尚书、巡抚、知府、知县等，当然每一个职务也都有相对应的品级，一边来说，做官都是重职不重品，只要是职位好，占一个肥缺，品级差一点都没关系。

第三个就是勋爵，其实在唐、宋、明时期，勋和爵是两个概念，在明朝开国的时候，设了文勋十级，分别为左、右柱国、柱国、正治上卿、正治卿、资治尹、资治少尹、赞治尹、赞治少尹、修正庶尹、协正庶尹，武勋十二级分别为左、右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而爵就是人们熟知的公候伯子男五爵，虽然都有相应的品级，但都属于荣誉称号，但按一般的习惯，是重爵不重勋，到了清朝，才将勋爵合一，不分文武，统称为爵，当然在官员封爵之后，除了荣誉之外，相应也会另外增加一份俸禄，因此历代以来，官员也都以封爵为荣。

虽然品级散官、勋爵制度，并不是官员最关心的事情，但也有必要制定出来，而且中华帝国毕竞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比如说国会的议员，到底应该怎样算才合适，另外有了品级，也就能制定相应的俸禄制度，这就是关系到每一个官员的切身利益了，因此只有确定了官员的品级，整个官僚体纟才算是真正的完善起来。

不过商毅并不想把官职制度弄太复杂，因此取消了散阶官的名称，只设了正从九品，同计是十八个等级，相对应的职位来说：内阁首相为正一品，副相为从一品，内阁大臣为正二品，各部长，以及省长、直辖市市长为正三品，省会市市长为正四品，一般市长为正五品，县长为正六品、乡长、镇长为正七品，和明朝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县长由七品升到了六品，不过在县以下还有一个乡镇级，因此这样的改变也说得过去。

国会的品级设定为：国会的议长正一品、执行议员正二品，候补执行议员正三品，普通议员，从正七品算起，每出任一届议员，可以晋升一品，一直升到正四品，因为国会是三年一届，可以无限连任，因此一个议员干得好的话，连任个四五届都没有问题。

司法部是和内阁大臣平级，以下的部门也依次类推，另外如中科院院士、工程师等一类的技术职称，也都有相应的品级，最低为七品，最高为三品，只有军队的军衔，不可品级挂钩，单独另算。

而勋爵制度，商毅也将勋爵合一，只设公候伯子男五爵，每个爵位内又分了上中下三等，一共就是十五个等级，不过只有皇室才有权力受爵，而且受爵的对像可以是官员，也可以是平民，甚致是外国人也可以，但军人必须退伍之后，才能授爵。

当然有少数的重要官职，皇室将会授于相应的爵位，如内阁首相、副相，国会议长都会授伯爵，内阁大臣、执行议员都会授男爵，而军人在退伍之后，也可以根据军衔，获得相应的授爵。

但和中国历代的王朝不同，中华帝国的爵位与品级无关，没有额外的加俸，也不能世袭，不过在受爵之后，皇室将会颁发相应的勋章，走到那里都可以佩戴，因此爵位其实完全就是一个荣誉称号，并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

官员的俸禄和补贴，中华帝国在建国的时候就制定下来了，不过当时的官职就不完善，因此俸禄也制定得很简单，一共就分了六七个级别，而补贴也比较随意，当然这也和帝国的财政一直都比较宽松有关，而且现在官员的数量也不多，因此也没有必要在官员的俸碌上过于苛刻了。

中国古代的官员俸禄，以宋朝最高，在后世有人计算包拯担任开封府府尹的时候，一年的俸禄加各种补贴，折算成铜钱，可以达到二万一千八百七十八贯，折算成后世的货币，由于古代现代的购买力标准不一样，因此大约在六百万到二千万之间，但无论怎样算，都可见宋朝的官俸是相当高的，而且当时的老包还不是宋朝的最高官员。

而明朝的官员俸禄却是走的另一个极端，是中国历代最低的，一个一品官员的年奉，也只有一千四十四石，而七品知县的年俸，只有九十石，在明朝的正常米价，一石米一般都在一两白银上下浮动，无论怎么算，都高不到那里去，因此明朝的官员俸禄，既使是加上各种补贴，最多也就翻上一倍，但也基本都很难维持基本的生活，因此明朝的大部份官员都必需靠灰色收入，才能匆保证正常的开支。

像海端那种守得住清贫日子的官员，在历代也都是极少数，甚致只有海瑞一个人，不过海瑞死后，家里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这也说眀，明朝的官俸制度，确实是太不合理了。

商毅当然知道，虽然高俸未必能够养廉，但保证官员正常的收入，能够过上相对比较富裕的生活，也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毕竟不能指望官员都讲奉献精神，想让马儿跑，首先就要让马儿吃饱才行。

而且帝国的财政状况一直保持良好，在与欧州全面通啇之后，至少在未来二百年的时间内，帝国在海外贸易上都有利可图，因此只要自身不发生太大的变故，基本就不会出大问题，对官员的俸禄制定，还有各种补贴加起来，要比明朝要提高了数倍，不过不在以粮食来计箅，而是全部以银币结算。

以同样一个县长为例，按照帝国新的俸禄制度，一年的俸禄加上各种补贴、总计将在七千银元左右，每冄约为五六百银元，这个俸禄水平虽然还不如宋朝，但也相当高了，也足可以保证官员一家的生活质量。

就这样中华帝国最后的几项制度也都制定下来，可以完全正常运作了。

第五卷 飞天篇 第二九三章 出航印度（上)

在制定帝国体制的同时，帝国其他的事情也没有停下来，各项政务事情，也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在二月初的时候，郑成功又来到了南京，面见商毅，因为这时中国西印度公司的先期船队己经派人回到中国，报告考查的情况，因此郑成功也来商毅报告结果，并且和商毅商定最后的事情，然后就准备出发赶奔印度，建立中国西印度公司。

在先期船队出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西印度公司也正式在中国挂牌成立，总部设在原来的松江府，现在己改名叫上海市，并在南京、杭州、泉州、广州四地建立了分部。

而到现在中国西印度公司一共筹款二千二百多万银元，其中帝国皇室的投资为五百万银元，郑家的投资为三百万银元，帝国政府也以船只和军队折价投资了三百万银元，而剩余的近一千多万银元全是吸纳的民间财产，先后有二十余名商人投资，其中以国丈林之洋投资最多，达到二百万。

而另一位洋国丈，冈萨雷斯侯爵得知以后，也大感兴趣，老外对这方面的嗅觉一向灵敏，何况候爵是来自欧州老牌的殖民国家，当然知道投资殖民行业几乎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而且印度是一个己经得到开发的地方，证实大有潜力可发掘，当然不会错也这个机会，因此候爵和夫人也变卖了身边的大量财物，又联合女儿、儿子，居然也凑出八十万银元，投资中国西印度公司，当然委任安德烈为自已在中国的代理人。

有了这两位国丈带头，其他商人自然也是趋之若鹜，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两位国丈那么财大气粗，能够一口气拿出几十万、上百万银元来，有十几万，也有二十几万的，不过西印度公司也是来者不拒，只要是十万以上的投资，全部都收下，随后又成立公司的制度、董事会、中国总部的人员，制定计划，雇佣人员等等。

在郑成功离开中国以后，在上海留守，付责公司业务的是郑芝龙；董事会成员一共有二十四人，是由各股东推出的自己的代表，都将和郑成功一起赶奔印度。

而就在在一月底的时候，先遣船队派人回到中国，向国内报告了先遣队对印度的考查情况，以及未来中国西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选址地点的选择。

中国西印度公司的先期船队一共有八艘船，共计五百余人，领头的人是郑成功的部将施大宣，也就是另一时空里大大有名的施琅的父亲，而被派回来报告情况的正是施琅、施显兄弟，这次郑成功到南京来面见商毅，也把他们兄弟两带来了。

现在郑成功还有官职有身，就是印度总督，按中华帝国的官制，属于省长级别，正三品，而施琅兄弟，都是平民，不过帝国并没有那么多的礼仪，因此商毅一起招见了他们三人，当然也是想看一看施琅。

施琅要比郑成功大三岁，但现在仍然还是非常年轻，也才刚刚过三十岁，长得方面大耳，只是一双眼睛细长，透露着十分精眀的气质，三人向商毅施完礼之后，郑成功被赐坐，而施琅兄弟只能站着回复商毅的问题。

首先向商毅讲说的，是先遣船队的行程经过，先遣船队是在去年八月从中国出发，在十月底到达印度，不过在经过马六甲海峡的时候，遭到了四艘荷兰战船的攻击，不过先遣船队也有四艘战船，而且吨位都不小，另外四艘商船也都装配了火炮，因此双方激战了二个多小时，荷兰战船一伤一沉，敌敌不过，因此撤退，而先遣船队有二艘战船和一艘商船被击伤，好在没有沉没，趁着荷兰战船撤退，冲过了马六甲海峡。

而在施琅兄弟回航的时候，也同样遭到荷兰战船的堵截，好在是回航时只有一条船，借助马六甲海峡中的岛屿掩护，躲开了荷兰战船，穿过马六甲海峡，回到中国。

现在成立了东印度公司的欧州国家有：英国、荷兰、丹麦、葡萄牙等，其中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实际是设在巴达维亚，在印度的势力，只是局限在东南部沿海和斯里兰卡岛一带；葡萄牙东印度公司的总部的总部设在印度西部的港口孟买；丹麦东印度公司的总部的总部设在印度东南沿海的特兰奎巴，但影响力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