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那个牛录额真的战略眼光看，他也知道这个松门卫城很重要。

他就派出了十几个人，又随便认命了一个指挥使在那里看护。

后来就派来了文官来。

再后来，福建发生了重大的事变，鞑虏强盗集团的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可能想到，一条咸鱼还能翻了身！

也许一条咸鱼有了梦想，虽然它在别人的眼里还是咸鱼，但是却不同于一般了。

那个现在仍被软禁在北京的郑芝龙也是纳闷，这个族弟何曾有过这样的雄才大略，整个福建都拿下了，还兵逼江西和浙南！

这个时候满清主力好容易从北方战场脱出身来，接着又镇压了以“大国贼”多尔衮为首的反那啥组织，这样才基本把军队的内部整肃干净，统一了思想，提高了作战力。

这时候，他们把眼睛重新投向了南方。

四川地区依然纷乱，但大局已定。

1649年开始，他们制订的“民与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的政策开始出现效果了，四川的抵抗越来越弱，已经出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场面了，当然，这个责任以后可以由他们的后人推到张献忠的身上。

广州城依然胶着，而且竟然让伪国姓郑成功给成功的增援了！

但是平南王尚可喜却密奏说是找到了办法，指日可破，大可放心。

人人皆知，这个平南王尚可喜是对朝廷忠诚不二的人物，智谋百出，或可放心。

西南之地则有些乱。

1652春3月，鞑虏大举进攻贵州、川南。

李定国率部突进广西，七月，定南王孔有德与李定国战于榕江，李定国用战象突阵，清军狼狈逃窜，尸横遍野，定南王孔有德负伤弃甲，仅以身免，退守桂林。

几日后，李定国包围桂林，并以云梯攻城，迅速攻破武胜门。

定南王孔有德仓皇计穷，手刃其家室后自焚而死，据说只跑了一个女儿孔四贞，此女儿后来又演义出不少故事。

这个桂林失陷，定南王孔有德自焚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朝野震动。

清廷为挽回败局，急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师前往湖南、贵州征讨大西军。

1652冬11月，谨亲王尼堪在进军途中，在衡阳遭李定国伏击，又被李定国亲手斩于阵前，据说是一劈两半。

一年内斩杀两位名王，这成就可以名垂清史了。汉唐集团知道这段历史，但是却不想去抢下它，因为这是人家货真价实的功劳。

如果此时再推进一下，湖南可以拿下，因为李定国的名气此时如日中天，再说了，那时地方上的官员早都吓跑了，根本没有组织起反抗的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李定国转战千里杀入湖南时，几日便可以占一座大城。

比如个把月内李定国就连取全州、永州，进攻衡州时，守将和巡抚以至监司以下官员都逃遁一空，早已经是“兵锋未至，千里无人”了。

那么战局或可以重新回到与鞑虏隔江相拒的局面，若是再加上此时已经有的福建之地的永胜伯郑彩的侧应，鞑虏不好玩了。

但是，明末的时候，就怪了，一到关键的时候一定会有二货跳出来，绝对是卡着点出现的，还总选错的，一次也不选对。

二货年年有，明末特别多。

本来李定国还安排了冯双礼、马进忠在侧面掩护，到时候好一拥而上。

但这一计划却被冯双礼透露给孙可望，孙可望来了个“不欲定国之成功，而思陷之败死”。

便密令冯双礼退出伏击，那时马进忠见状也撤离了战场。

李定国乐呵呵地缴获了尼堪的铠甲、绣旗后，正准备乘胜追击，这时才发现冯双礼、马进忠两支兵马未到，派人侦察说已走湘乡。

李定国才知自己是孤军作战，无法扩大战果，只得收兵了，等着鞑虏的反攻，战场出现了混乱对峙的局面。

福建之地不必多说。

打福建还是打西南之地？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洪承畴出了个主意，先打福建！

其他势力都是乌合之众，唯有这福建之地，唯郑家所有，若是日久，恐成大患！

这时的洪承畴兼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甄别诸御史为六等，这是一个得罪人的活儿。

原因很简单，当初他和多尔衮摄政王走得太近了。

强盗集团里也是分帮派的……

御史张宣等弹劾洪承畴与尚书陈之遴屡集议火神庙密谋反叛，又未请旨私送其母回闽。

洪承畴辩白：火神庙集议即为甄别御史差等，非有他故；送母未先请旨，自甘服罪。

顺治谕：“以庙议事，不必悬揣；为亲甘罪，情有可原。着仍留任，以观后效。”

这话洪承畴就听明白了，你过去的事情不追究了，但是你要好好表现，

1652年五月，洪承畴母丧，奉旨私居持服，照常入值。

所以洪承畴就当然积极表现自己了，出了这一个先打福建的建议。

众人商议了一下，觉得有理，顺治便派出信宣和郡王多尼担任靖远大将军率领三个贝勒、八固山一共二十万精兵，号称五十万朝着福建扑来，暂时在杭州地区整顿。

永胜伯郑彩知道这个主意是洪承畴出的后，跳脚大骂。

为何要先打我呢？！我族哥郑芝龙都将你家眷送到北京，你还不思郑家的恩情？！

永胜伯郑彩气得不行，便命人去泉州南安县找寻一些姓洪的，全都发配到煤矿上去了。

这样，他心情才好受些，便和两个弟弟积极准备抵抗了，当然用了不少手段。